在很多人看来，普通高中是升学教育，职业学校是就业教育。二者长久以来泾渭分明。普职的割裂，已经严重影响到高中阶段教育的健康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教育局主动出击，打破了普职之间的藩篱，建起了双向流通的立交桥。他们是如何推进这场改革的？请看两地教育局局长的对话。

嘉宾：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局局长 吴晓茅 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局局长 闫纯锴

本报记者：缪志聪 周洪松

教育要创造人人圆梦的机会

记者：在人们的印象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就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是什么触动了您开始推动普职融通改革的？

闫纯锴：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体到每个人，他应该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合自身成长成才的模式。我们需要给学生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努力构建多样化的通道。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个让我们教育工作者感到尴尬的情况：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待业”；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用人存在很大缺口，真正拥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供不应求。

我有一次到赵县调研，一位家长跟我诉苦：当年孩子学习成绩一般，可以上普通高中也可以接受职业教育。因为种种原因，他选择让孩子上了普高，后来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结果问题来了，先是孩子三年高中学得辛苦，毕业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找不着工作，看着当年上职校的同伴纷纷被企业选用，家长和孩子都很失落。

吴晓茅：我对这个问题有同样的感受。作为局长，学校在向我汇报办学情况时，总会提到本科达线率。但面对这个数据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它意味着还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在陪读。对这部分孩子而言，他们难以跟上平均的教学节奏，上课不是在体验人生的成长乐趣，而是在不断体验挫折。

教育要创造这样一个机会，让人人有梦想，人人能有圆自己梦的途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而不是人为地设置屏障阻碍学生的发展。

借着国家进行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时机，江苏着力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建设。我们主动请缨，向省里提出试点推进普职融通，为我们的孩子架设一座成长立交桥。2011年8月，南京出台《南京市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建设实施意见》和《关于启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建设工程的通知》，正式启动普职融通试点改革。

闫纯锴：从2010年起，石家庄也开始了“普职融通共促发展”的尝试。我们通过政策和机制，整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校的资源，实现普职学校的携手合作、资源共享和人才共育。经过几年探索，我们于近期正式出台了《石家庄市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融合贯通试点工作方案》，计划在已有基础上利用3年时间，在全市首批13所7组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深入开展试点工作。

改革就是要突破原有的规矩

记者：普职融通是一个概念，要想在区域落地，还需要具体的设计。您是如何推动这场改革的？

闫纯锴：在实施普职融通的过程中，我们重点从普职融通的课程建设、学生互转互通、学校资源共享和探索高中阶段普职融通办学模式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我们鼓励普通高中学生转入职业学校。普高学生可在一年半内，申请到中等职业学校就读。中职学生也可以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后申请到普通高中对应的年级。

我们鼓励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实行学分制，并通过共享课程资源、教师资源和教育设施等形式开展普职融通。试点普通高中要开设职业学校技能类课程，试点中职学校要加强课程研究，试点校之间允许学生互相选修课程。

吴晓茅：我们的设计中有一个特点，实现了学生双证书毕业。南京市高淳湖滨高级中学与高淳中等专业学校是试点校。湖滨高级中学46名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选择进入高淳中等专业学校学习。这两所学校紧挨在一起，领导班子也可以充分沟通。

按照常规，学生如果到普职融通班学习，就要放弃普通高中生的身份，拿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们提出，这部分孩子转入职业学校之后，如果完成了普通高中教育要求的学时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就应该同时获得普高的毕业证书。当时有人有顾虑，认为给一个学生发两个证书，没有先例，也没有这个规矩。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做法。

什么叫改革？就是把现有的束缚我们发展的体制加以变革。如果老规矩一点都不动，那不叫改革。多给孩子一张毕业证书，就能让孩子多一片天空。

破解难题带来蝴蝶效应

记者：现在看来，普职融通解决了哪些问题？效果如何？

闫纯锴：我认为，第一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实现了高中培养目标多样化；二是探索实践普职融通办学模式，立足普高教育，通过课程解构与重构，实现了普高教育与中职教育的大融合；三是深入挖掘学生个性潜能，发展学生特长，为学生提供可选择的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满足不同潜质的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各尽其能、各有前程。

两种学校的资源实现了共享，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架起了一座相互连通的立交桥。这项改革使孩子们在普通教育的独木桥之外，多了一个更适合自身发展的选择。让每个学生都有收获，对成才充满希望。家长也认为孩子有了多重保险，既学习了普高课程，又掌握了一技之长，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家庭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改革还促进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管理，为教师的成长搭建了一个平台，使其在现有专业基础上不断深挖和拓展自身专长；为学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与契机，让各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拓宽了学校办学的路子。

吴晓茅：通过普职融通，试点班学生的基础学科在普通高中学习，技能操作和训练则到职业学校去完成。到了高三毕业时，这个试点班约有72%的孩子达到了本科线。

看到成绩单，我当时很平静。应该说，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中的。最打动我的不是72%的本科达线率，而是孩子们的变化。老师们发现学生变得有笑容了，有自信了，有追求了。如果说普职融通改革开始显现成效的话，效果就是体现在这些孩子的变化上，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

双向融通是一个系统变革

记者：改革不可能是孤立的。普职初步融通之后，还要跟进哪些改革？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晓茅：这个过程确实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首先，职业教育不应是断头教育。我们充分利用了南京高等教育的天然优势，从去年开始试点中等职业教育与公办本科院校的“3+4”教育模式，让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一定的考核，不经过高考就升入本科院校。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是直接介入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专业设置以及学生学习评价的。

其次，我也一直强调，普职融通不是把高考无望的普通高中学生推向对口单招，也不是到职业教育资源中挖一杯羹，而是打破普职身份界限，融汇课程体系，融通育人模式。尤其是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渗透职业教育元素。

今后，普职融通应该从“人的流动”进而走向“课程的流动”，特别是“课程的融通”。这还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设置与探索。但总的要求是：内容宜简不宜繁、宜通俗不宜专业，口径宜小不宜大。既有学习兴趣方面的，也要有学科知识方面的，还要有能够利用职校实训设备开展的小发明、小创造，让我们的课程活起来。

闫纯锴：普职融通项目刚刚起步，困难还不少。例如，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根深蒂固,让所有家长、学生形成正确的成才意识还任重道远。学生学籍互转、学分互认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科学的配套改革措施。

对于学校而言，如何在原有基础上合理调整课程设置也是个难题，同时，新的普职融通体制也给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只要是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只要是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我们会根据不断涌现出的问题进行相关性政策的修改和解决方案的探讨，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实践者最可贵

普职融通、产教融合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但长期以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好像两条并行不悖的铁轨，无法交集。学生要么读普通高中考大学，要么入职业学校学技术技能。这样的分流不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而是单凭中考成绩一锤定音。即使学生不喜欢这样的选择，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前些日子媒体披露的北大一个学生中途退学转上高职，从另一个角度恰恰说明了职业选择对学生的重要性。

从大教育的视角来看，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本应互通有无。但传统教育体系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泾渭分明，给学生的职业选择添置了许多障碍。

国家教育综合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体制对人才培养的束缚，搭建人人成才、人尽其才的通道，为个体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

我们欣喜地看到，南京和石家庄主动突破体制的障碍，剔除人为的藩篱，在区域内实现了普职融通。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相同的探索，比如，在中考招生时可以融通，在中途可以凭兴趣转学，在学分上可以互认，在课程上可以贯通……所有这些，都在丰富着区域教育的内涵，都在完善着现有的教育体系，都在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实践者最为可贵，他们的努力化解了矛盾和难题，改善了区域教育的生态，使一方的孩子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种发展的可能。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先行者，呼唤更多的实践者。

为这些实践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些实践成果，既是我们的期许，也是区域教育周刊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