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一个30多岁中等身材的男子出现在贵阳街头，他来到贵州省工委秘密接头的联络点，称是要找林先生或秦先生。贵州省工委成员秦天真得到这一消息后，估计来人是中央特派员杨涛（潘汉年的化名）。

与来人见面后，秦天真按约定的方式，寒暄了几句便约来人到城外走走。这“到城外走走”是暗号，听了此话，来人也不多言便随秦天真出了城。接头方式和暗号吻合，秦天真这才说了自己的真名，并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当听到邓止戈、黄大陆、缪正元在国民党103师任职时，杨涛倍感欣喜，立刻向秦天真等人部署贵州地下党迅速配合中央红军转战贵州的任务，要求贵州省工委务必以最快的时间搞到国民党的军用地图、密电码本以及地空联络标志。同时协助他离开贵州转道上海，并安排一个可靠的人陪他同行。

任务交代完毕，杨涛才告诉秦天真，他的真名叫潘汉年，此次是奉中央命令，及时到上海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遵义会议召开情况。这是一项特别的任务，也是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第一次接受由中央特派员接布置的任务。秦天真深知责任重大，与潘汉年分第二天，他便赶到岩脚，找到邓止戈，传达了任务。贵州省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商议，迅速联络在黔军任而参谋长的黄大陆设法获取潘汉年所需情报。

几天之后，中央特派员潘汉年陆续收到了所需要“东西”对贵州地下党的工作给予肯定。秦天真随即将拟定的护送计划向潘汉年进行汇报，原来，在安排获取情报的同时，贵州省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已对护送中央特派员的任务进行了周密安排策划，在落实好去广西方向的护送车辆后，贵州省工委决定让女党员蓝运臧与潘汉年假扮夫妻，完成这一光荣而重要的任务。

第二天清晨，潘汉年和蓝运臧这对“夫妻”在秦天真的护送下向贵阳大西门外走去。临行，潘汉年又向秦天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贵州地下党的工作“要作好面向遵义和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

不久，省工委得到消息，这对“夫妇”，经独山、广西、广东，转道香港，走水路安全抵达了上海，贵州地下党出色完成了中央和红军赋予的重要任务。

蓝运臧与与抗日爱国人士合影

承担这次护送任务的贵州地下党员蓝运臧就是贵州第一位女地下党员。任务完成后，蓝运臧辗转到了北平，并就读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北平，蓝运藏遇到原在贵阳一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开除学籍的寇述彭也在北平读书。在北平，他们一同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并在北平结了婚。

1937年，七七事变后，蓝运臧夫妇离开北平赴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在民大，他们联络革命同志，开大会、作演讲、出墙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蓝运臧夫妇便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同年秋，根据组织安排，他们离开延安去山东聊城做抗日救亡工作。在聊城期间，蓝运臧写成了抗日中型剧《五里雾》。在冬天，经组织同意，蓝运臧夫妇又以平津流亡学生的身份回到贵州老家打鼓新场开展革命工作。在家乡，蓝运臧夫妇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斗争中，他们利用中学教员的身份积极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家前途命运，亲自编导抗日题材的话剧，组织学生出演感化群众。又积极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讲述抗日形势，组织进步妇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44年1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即将来临，敌特开始对蒙自草坝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追捕迫害。寇述彭离开蒙自辗转回到新场，不久被敌特逮捕，押送贵阳，关进保安处监狱。蓝运臧为营救战友，忍痛将未满周岁的女儿托付给嫂嫂，这一别竟成永别。蓝运臧取道遵义赴贵阳营救丈夫，谁知到达贵阳后不几天，与妹妹蓝运铮同时被捕。蓝运臧被捕后，被关押进省保安处监狱。在狱中，她受尽敌特的严刑拷打，但仍坚贞不屈。为了鼓励战友们继续战斗下去，她从监狱壁缝里向难友们传递写有“坚定”二字的纸条。当敌人审讯她时她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员！”其余问话她拒绝回答。敌人在她身上一无所获，恼羞成怒，便决定对她下了毒手。

1941年5月19日夜，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处荷枪实弹的特务军警，将蓝运臧、蓝运铮、寇述彭、王定一4人押赴贵阳城郊东山脚下临刑，当冰冷的刺刀刺穿他们的胸膛时，他们仍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其声弥漫四野、响彻云霄。

蓝运臧一生向往光明，从最初为冲破封建礼数束缚、争取女性独立解放成长为一名追寻革命真理的无产阶级女战士，虽芳华早逝，却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面对家仇国难，虽身为女子，却没有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成功完成护送中央特派员任务后，她没有因为一点点成绩而沾沾自喜，而是毅然肩负起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使命，为唤醒民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她以生命践行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来源：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国教办编《贵州百年英烈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编写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