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占领鸭池河渡口，2日全军渡过鸭池河，打开进入黔大毕的门户，3日占领黔西县城，6日占领大定县城，9日占领毕节县城。在大定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着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集中力量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开展抗日反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王震同志一向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他都要调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做少数民族的工作。黔大毕是民族杂居地区，居住着汉、彝、苗等民族，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于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非常重要。红六军团政治部专门印发了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的标语口号。我叫谢中光，原名谢友才，在红六军团政治部巡视团工作。一天上午，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同志派人把我找去。一进门，王震同志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友才同志，你知道这里少数民族的情况吗？”我回答说：“听说了一些。”

    王震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光听说可不行啊！要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并把他们组织武装起来，跟共产党闹革命，跟红军打天下。长期以来，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宣传，对汉人存有戒心，对我们红军有种种误解。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靠我们去做工作，把他们团结起来。”接着他告诉我，军团政治部决定从各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分别深入到附近几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去做工作。夏曦主任和张子意、罗志敏等同志都已出发了。他要我也带一个工作组到离毕节城80余里的大定八堡六个苗寨去做工作，争取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临走时，他再三叮嘱我不要怕碰钉子，要有应付各种情况的思想准备。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政治部的宣传员小陈、小李出发了，一路上，我不时向懂苗语的小李了解苗族的风俗习惯，并和他们一起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的方法。我和小陈都是第一次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对于即将到来的工作，既感到新鲜而又心中无底，边走边谈，七八十里路程，不知不觉就走完了。我们来到坐落在半山腰上的八堡上寨，十几间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茅草棚映入眼帘，苗族同胞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愁眉苦脸，小孩子光着屁股，赤着脚。

    苗族群众见我们是红军，满布愁云的脸上顿时绽开笑容，纷纷围着我们，并用流利的汉语亲切地和我们交谈。苗族同胞对红军的热情，使我感到意外。经过了解，我心中的疑虑便立刻消除，原来中央红军红九军团曾经过这里，并做过苗族群众的工作，还组织过苗民武装队伍。所以，这里苗族同胞对红军有很深的感情，这对我们下步的工作，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在一幢矮小的茅屋里住了下来，房东是个中年人，名叫李正芳，中等个子，敦实粗壮，眼睛深陷，脸色黑里透红，额上布满皱纹，一看就是个既饱经风霜而又精明能干的人。这里的苗族与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苗族不一样，服装别致，而且热情好客，上衣的前后襟都提了起来，是用自织的麻布精心制作而成的，称作“四块瓦”。一条既宽而又非常考究的腰带扎住“四块瓦”，显得特别精神。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李正芳宣传了红军的政策和我们来此的目的，并向他询问了乡亲们的生活状况。李正芳很健谈，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情况。很快，我们就和苗族同胞交上了朋友，李正芳把我们的来意跟上寨的自然领袖一说，得到自然领袖的支持。第二天，他们就四处联络其他村寨，并派人向六寨的自然领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自然领袖们听到红军是为组织六寨苗家闹翻身而来的，非常高兴。因此，苗族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很顺利。

    两天时间，六寨苗族群众就发动起来了，他们纷纷表示愿在红军的帮助下武装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打土豪，分田地。苗族同胞喜欢打猎，几乎每户人家都有火枪，这对于组建苗族武装，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我派小陈返回毕节，向军团首长汇报这里的情况。

    小陈很快从毕节回来了，他告诉我，王震同志亲自听了汇报，对我们这里的工作很关心。要我动员六寨苗族同胞派代表去毕节，他要亲自接见苗族同胞的代表。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一消息告诉李正芳和上寨的自然领袖，他们听说我们的首长要亲自接见苗族代表时，激动不已地连声说：“红军这么看得起我们苗家，我们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当即就派人通知了其他苗寨。

    第二天上午，六寨苗族的九个代表和我们一起动身到毕节去见王震同志。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到了毕节城，虽然毕节城离六寨并不远，可是，苗族群众中却没有一个人到过，进城以后感到一切都十分新鲜。大街上，红军战士开仓分粮和穷苦老百姓分到粮后喜气洋洋的热烈情景更是吸引着他们。大家边走边看，不一会，就到了军团部驻地——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王震同志听说我们来了，大步流星地从屋里迎出来。我把苗族代表一一向他介绍之后，他笑容可掬地握着李正芳的手说：“欢迎！欢迎！”接着又逐个和其他人握手。然后，热情地把大家请进屋里，并安排小陈去通知厨房准备饭菜。

    坐定以后，王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苗族代表们的年龄和生活情况，便十分风趣地和大家交谈起来。听着王震同志的谈话，我不禁暗暗钦佩。他刚来这里几天，对这里各民族的生活情况和风土人情竟了如指掌。苗族代表们见王震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初见面时的那种腼腆和拘谨的神态顿时消除了，大家无拘无束，你一言我一语地和王震同志摆谈，气氛热烈而活跃。王震同志在谈话中，向苗族代表们宣传红军的宗旨，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又指着我和小李说：“你们不要看他们穿着军装，参加红军以前，他们都是庄稼人，挑脚汉啊！我们这个队伍里有很多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来当红军的。我们红军是为普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求解放的队伍。”王震同志还说：“你们苗族有土司，我们汉族有地主，他们都是靠吸我们穷人的血汗养肥的。虽然我们的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都是一家人，地主、土司老爷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王震同志深入浅出的谈话，激励和鼓舞了在座的苗族代表。李正芳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在我们眼里，汉人中是没有好人的。自从红军来了以后，我们才觉得，汉人中的百姓也和我们苗家一样苦，过的也是磨骨头养肠子的苦日子。”“说得好！”王震同志称道着点了点头，又接着说：“听说你们苗家流传着这样几句民谣，‘柴火当棉袄，蕨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照，赤脚当鞋跑’，可见苗家的生活是真够苦的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有没有呢？有！那就是我们百姓一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合力地去斗争，推翻骑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司老爷们。只有这样，才能过上好日子。”王震同志的话像磁铁，把在座的人都吸引住了。

    开饭的时间到了，炊事员送来丰盛的饭菜，还准备了白酒。王震同志亲自招待苗族代表，给他们斟酒，劝他们吃菜。饭后，王震同志又亲自给苗族代表们安排了住处。

    第二天早上，王震同志又把苗族代表和5位来找红军的汉族代表召集起来，在福音堂的坝子里开会，再一次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红军的政策，指示六寨苗族同胞成立苗族独立团。会后，王震同志要我去照相馆请来照相师傅，在福音堂外边的坝子里，王震同志和14位代表合了影，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纪念。苗族代表中有一个小孩子，只有十五六岁，他是李正芳的侄子，很机灵，王震同志很喜欢他，开会时，要他坐在自己身边，照相时，又要他站在自己身边，并亲切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当时，王震同志要我也参加一起照，我说：“首长和他们照就行了。”照完相，就吃午饭。

前排左一是王震将军

    饭后，王震同志把事先叫部队准备好的一面写有“苗族独立团”字样的红旗送给了苗族代表，发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叮嘱他们回去后，一定要把苗族人民尽快组织起来，成立苗族独立团，保卫苗寨，谁敢为非作歹就和谁干。王震同志又要我们三人送他们回去，把武装搞起来，并指定我为苗族独立团政委。给了我们几百块大洋，带去作为活动经费。

临别时，李正芳紧紧拉住王震同志的手，两眼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其他苗族代表也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用苗家的礼节向王震同志道别，王震同志对他们说：“由谢委员送你们回去，发动群众，把武装队伍组织起来。”然后送我们出福音堂，看着我们启程，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回头望去，还见王震同志站在福音堂门前向我们频频招手。回到六寨以后，苗族代表们逢人便说红军好得很，并分别到各寨去宣传，局面很快打开。在我们的帮助下，苗族独立团很快组织起来了。在六寨苗族头领和苗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我指定六寨苗族的自然领袖李绍北为团长，苗族代表李正芳为副团长。各寨为一个游击队，由各寨自然领袖负责。为了扩大苗族独立团的声势，决定在八堡召开苗族独立团成立大会，并用我们带去的大洋买猪买羊，招待参加苗族独立团的群众。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和李绍北、李正芳带着苗族代表及上寨的青壮年扛着红旗，去八堡召开苗族独立团成立大会。

    后来，红二、红六军团根据中央指令，离开了黔大毕地区，继续北上。红二、红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期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使少数民族对红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革命的火种在他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黔西北燎原。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红色故事》，州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编写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