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作者：周令钊
油画
155厘米×236厘米
1951年创作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品简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研究阐释这一段历史是时代的要求，这一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全国油画水平最高、写实能力最强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身上。周令钊先生的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就是应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于1951年创作完成的。周令钊的这幅油画不仅完成得较早，而且较好地表现了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五四爱国运动，用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天安门前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集会游行，高举标语散发传单，旗帜鲜明地宣传动员民众，群情激愤地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
创作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成立民国，这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民众短暂的兴奋很快就被失望苦闷所代替。后人曾形象而略有夸张地把革命的成果形容为仅仅只是“剪掉了辫子”或“把拖在脑后的辫子移到了前面变为领带”而已。国内政治格局波诡云谲，北洋政府的野蛮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以及万花筒般的权力交替永无宁日。国际政治版图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重新洗牌分配果实，蚕食瓜分中国的势头迄无稍歇，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日历上平添了更多的国耻日”。
变化出现在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之际，这位前清翰林出身曾任教育总长的新校长，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方针，延聘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新进学者，为思想文化界吹来一股清新活跃的空气，一扫沮丧郁闷的情绪。文化启蒙、思想解放惊醒了长期被束缚的一代青年，新思潮振聋发聩般地激起社会各个阶层的巨大反响。进步知识分子引进的“马克思学说”、“布尔什维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庶民的胜利”，开阔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视野，唤醒了他们的政治、文化诉求，激活了民众被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所压抑的希望。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在华特权及废止不平等条约，更是开启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为求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至此，一场被时代酝酿已久的社会革命的必要先决条件已经成熟，何时发轫只待适当时机的一个火星了。为处理“一战”善后事务而举行的“巴黎和会”就是这样一个催化剂。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当与会的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时，遭到各国拒绝。更有甚者，列强把战败国德国侵占的我国山东半岛转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华的各种特权，并威胁中国代表如不签约将会有更加严重的外交后果。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代表接受北洋政府指令居然准备签字承认。
消息传来举国震怒，群情激愤。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灭与对颟顸无能政府的失望和对腐败昏庸官员的愤怒，交织迸发近于沸点。得知消息的北京大学学生夏秀峰（一说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表达抗议，连一向潜心向壁自称“冬烘先生”的辜鸿铭都撰文警告北洋政府“不可自作孽”。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并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一般地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联合13所中等以上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这时天安门桥南已树起了一面硕大的白色旗帜，上书联语：“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短暂的集会演说之后，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中，按原定计划由天安门出发游行示威，担任总指挥的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队伍向使馆区进发，行至东交民巷西口时受到阻拦，中国警察与持枪的美国兵“端着枪作出要冲击的姿势”，这就更激起群众的愤怒，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没有行走的自由。学生遂推举代表请求会见外国公使送交抗议书也未能如愿，3000余名学生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更加义愤填膺，决定去找卖国贼算账。队伍继而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边行进边宣传，“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
第二天，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表示抗议，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并迅速得到了各地学生（包括中学生）、工人和各阶层人士的声援和支持，学生们组成的演讲团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发动抵制日货，声势日益扩大。北洋政府则变本加厉大肆抓捕学生，至6月初抓捕学生等共计1000余人。随着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表示声援与抗议，仅上海一地响应罢工者“有六七万人”（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又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大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此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北洋政府第一次感到来自人民的空前压力，终于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等一批臭名昭著的亲日派高官的职务。6月23日，大总统徐世昌表示“政府已电令从缓签字”，推卸责任由代表团自行决定，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际上，中国代表由于住所被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所包围，已无法外出赴会。
五四运动这一场发生于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包括工人、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以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等多种形式呈现的社会运动，带着前所未有的面貌，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高潮过后，经受洗礼的一代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深入工厂、街头与田间，宣传动员民众，进步知识分子也产生分化，马克思主义渐成新思潮的主流，这对随后的社会变革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和组织动员。
对于这场运动，《剑桥中国史》这样评价：“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作品赏析：
这幅油画采用水平分割将视线一分为二，占据画面近一半作为背景的天安门城楼与依稀可辨的华表被一层薄薄的烟霭所笼罩，陈旧失修而不失高贵庄严。作为有着辉煌灿烂历史的民族象征的建筑物，厚重坚实，与呈流动状的游行行列互相映衬，一动一静相得益彰。它不仅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地点，天安门城楼无言地见证了近代以来多少盛衰荣辱，更突出地强调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古老而又坚强。画面的右上方堆满了浓滞的乌云，隐喻暗夜如磐的时代，营造出沉重压抑的氛围，风云变幻莫测，社会处在一场急风暴雨顷刻降临的前夕。远方天边的几缕蓝天又似乎给人们带来些希望，理想不致被吞噬湮灭。油画的主体部分自然是布满画布的行进中一往无前的游行行列，慷慨激昂的青年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高擎着北京大学的标识和中华民国五色国旗，不顾持枪警察的阻挠，斗志昂扬不可阻挡，队伍中的大幅旗帜上书写的抗议标语，文字内容则点明了这个特定的时代。被同伴托起手拿扩音话筒向群众宣传的形象占据在画面的中心，也是视线焦点所在。他挥动的手臂，似乎在召唤民众指明方向，散发传单的女学生与他形成较好的呼应。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群像生动，路边围观者有工人、职员、市民、商人，甚至还有几个孩子，有意识地表明这场由穿长衫的学生们发起的爱国运动的广泛基础及社会影响，已成为全民族动员参与并将改变中国未来走向的洪流。
艺术语言方面，作品布局张弛有度收放自如，人物充满动感，群像姿态各异，造型生动表情自然，整体气氛紧张有致而无局促感。画面中心手持话筒的学生与前景中身体前倾的民众的造型具有一种浪漫主义戏剧化的亮相效果。不仅展现了一种“在场”的真实性，同时能动地将人们不畏牺牲的奋斗献身精神，以及英雄主义的革命热情传达给了观众。在色调运用上也极其丰富，色彩语言娴熟，光感强，风格流畅，毫无凝滞感，透视角度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作品有很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功地烘托出壮烈崇高的艺术气氛，完美实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是一幅非常成功的作品。
来源
（摘编自李莎著《画布上的苦难辉煌——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