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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感党恩(53)】万类霜天竞自由——从油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看中国革命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1-06-16 [来源]: [浏览次数]: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作者:陈衍宁

油画

164厘米×235厘米

1977年创作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品简介:

发源于湖南九嶷山的潇水,自零陵以北开始称湘江,流经永州、衡阳、株洲、湘潭后,入长沙至湘阴进洞庭湖归长江。湘江贯穿长沙全境,流经长沙市内的江面上有个狭长约五公里的江心小岛——橘子洲头,又名水陆洲,古潇湘八景之一的“江天暮雪”即为此地。若站在岳麓山上远眺,它宛如一根长带,飘浮在湘江上。橘子洲是一帧展示风情的画:它以岳麓山为邻,与湘江水作伴,风光美不胜收,形成“一面青山一面城”的独特景观。西望层峦叠嶂的岳麓山峰,与岳麓书院、爱晚亭相邻;东瞰湘江风光,尽览都市繁华,山、水、洲、城融为一体,似流动的画,又如一首暖蕴的诗。游人登临,听渔舟唱晚,观麓山红枫,看天心飞阁,赏满洲橘红,吟先贤辞赋,无不感慨万千。

橘子洲是一座承接历史的桥。她浸染着湖湘文化,素有浓厚的历史底蕴。20世纪初,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青年毛泽东常携友人在此搏浪击水,畅谈人生,纵论国事。1925年,他振聋发聩地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以浩然之气,深情地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陈衍宁先生的同名油画采用这一独特的视角,全景式地深刻表现了那个年代的风云变幻与时代脉搏。

创作背景:

毛泽东对橘子洲情有独钟。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日理万机,但他回湖南视察时曾七次到橘子洲附近的湘江水域游泳。1959年6月24日,他从武汉来湖南,一下火车就乘车直赴江畔,下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从揽岳亭登上橘子洲。在洲上他走访农民,接见小学师生。当年的合影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温馨的回忆。1974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时已81岁高龄。10月15日清晨,他执意来到橘子洲头。12月上旬的一天,他又提出到湘江游泳,因水温太低,只好作罢。

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十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组成新民学会,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朝气蓬勃,随时准备投身到伟大的时代洪流之中。8月,毛泽东到北京,他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同时旁听胡适等教授的课程。这期间,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京大学文科楼谈话,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这次北京之行,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经过“驱张运动”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开始考虑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很粗浅,思想还是种种主义、学说的“大杂烩”,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研究。正如他自己的回忆:那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受十月革命启发和陈独秀、李大钊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毛泽东这时已经处在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

1919年3月,新民学会送赴法勤工俭学诸友在上海等船出洋之际,毛泽东突然宣布不去法国。要知道,毛泽东曾为这次赴法留学奔走呼吁,并募集筹款3万元以作资助。其真实缘由根据罗学瓒1923年2月回国时对周士钊的说法是这样的:“当时,毛约集我们开了个会,在谈了此行的重大意义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后,宣布他自己这次不去留法了”,当大家问他“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辛苦经营将近一年,为什么到临行时忽然变计”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还研究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1919年夏,当徐特立邀其一同赴法时,他再度声称“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交谈时也将此举归因于“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除此之外,现实斗争的需要也使他无法脱身。毛泽东第一次前往京、沪,使他开阔了眼界,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及中国革命的大势,预感到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风暴即将到来。因此,他一回到长沙便向众人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的形势,介绍十月革命和北京等地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热潮,以及如何在湖南作出呼应的计划。据周世钊回忆,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不久即告诉他:“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反对空洞的口号,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故回到长沙以后,他就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社会主义进步书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湘江评论》如期寄给胡适,胡适则在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胡适不但对毛泽东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大加赞扬,称赞“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而且对毛泽东本人也褒奖有加:“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注重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曾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毛泽东、何叔衡等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开展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此后,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等在建党的文件上签名,并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于1920年初冬以信仰马克思主义、愿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为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思想酝酿与组织准备。

“寻找出路”,改造中国,促使毛泽东留在了国内研究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周世钊的长信中系统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动机。他在信中写道:“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放弃出洋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的高瞻远瞩,体现了一种极其“稀有”的思想自觉,这使得他区别于与他同时代的每一位知识分子。其后的革命进程中,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把握也超过了中共党内其他的领导人。因此,他能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并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就不是偶然的了。可以这样说,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中国,所以中国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一种双向的历史选择,体现了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自觉”。

毛泽东一生中多次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出身农民家庭,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结。他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对农村实际和农民状况有过一些调查与思考。1923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三大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但农民漫山遍野都是,他按照人数比例通俗地说明了农民的重要性。1925年2月,毛泽东因病回到家乡休养期间,他一方面深入韶山及周边乡村进行农村调查,另一方面发动和领导了韶山农民运动,创办了约20所农民夜校。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也有一个过程。他“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忙不过来”,没能顾及农村方面。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他“就很快转到乡村”方面来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也为这种转变作了最好的注解:“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写于1925年年初的《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于家乡养病期间完成的一阕著名诗篇。

这首大气磅礴的词,倾情宣泄了毛泽东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为国家、为人民、为实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的豪情壮志。就像毛泽东一贯的风格,如行云流水般的直抒胸臆,立意高远,融叙事、写景、议论与抒情于一体,洋溢着探索人生、追求真理的伟大抱负与浩然之气,充满了感人的魅力。

作品赏析:

陈衍宁先生的这幅作品很难将其按照传统简单归类,它兼具“历史肖像”与“风景画”的特点。透过画面上江天一色无纤尘的壮观,山川妩媚灵秀之气的大场面,一派蓬勃生机与活力,有力地衬托出主人公“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的胸襟胆略与远见卓识,生动鲜活地表现了毛泽东诗词鲲鹏展翅、翱翔击浪的深远内涵。“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当年处境的真实写照,少年英雄、峥嵘奋发是其生活常态,探索人生、追求真理的抱负是他们的精神追求,“改造中国和世界”是他们立志实现的伟大目标,这是何等的气魄!历史的重任已责无旁贷地落到肩上,莫负时代的鞭策。

画家立意高远,在作品中寄寓了浓厚的抒情色彩。壮阔的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令人心旷神怡。天空浩渺无涯、云谲波诡,徒增世事变幻莫测的悬念。毛泽东手握报刊,坚定成熟、凝神深思的沉静表情与江上的繁忙形成了“动”与“静”的一组对比,人物胸中激荡着时代风云又刻画出静中有动、动静相宜。可见出作者巧妙的设计与丰富的寓意。作品中人物的造型尤其是面部表情的精心描绘,是画家反复思量、精益求精的结果,对比作者初稿中的尝试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油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与靳尚谊先生的油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两者遥相呼应,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作品意境及表现手法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来源

(摘编自李莎著《画布上的苦难辉煌——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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