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被人们称为天兵天将，用瓮安籍红军陈靖老将军的话来说：“红军进入黔南……从东南方亮起一颗巨星，飞来一支兵马腾云驾雾，高山挡不住，大水隔不开，已经从湖南、广西界上飞进了贵州，一夜之间又从黎平、剑河来到施秉、黄平。这支队伍，他的头上顶着红星，脚下蹬着草鞋，身上穿着红领衣，队伍完全是神兵天将，打起仗来所向无敌。这支队伍啊，地主老财们说是红匪，而穷苦的人们说是救星。”

乌江

这支被穷苦百姓称为救星的队伍，1934年12月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了著名的“猴场会议”，会议提出了渡江以后的新的行动计划。根据猴场会议的精神，中央军委在1934年12月31日21时发出了渡江命令。1935年1月1日红2师第4团抵达江界河渡口，1月1日上午，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迎着风雪到江边侦察，下午将侦察情况向师首长进行了汇报。渡口北岸，敌人设连哨防守，上游500米设排哨，离江边一公里处，在半山腰的庙子里驻预备队。按照师首长的指示，红军一部分佯攻渡口大道，一部分主攻上游500米处的险滩。

乌江素来有天险之称，浪急滩险，历来被誉为通往黔北的屏障，当渡江命令下达以后，靠什么渡过这天然屏障呢?红军是天兵天将能岳部队离我们这里，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我们在天之内，不渡过乌江，我们就将有被敌人消灭在乌岸边的危险。现在，前面有侯之担的部队驻守，后面有敌人的追兵，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打过江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和决心？”“有！”红军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但是江宽路险，怎么渡过去呢？红军展开了讨论，最后决定在乌江上面架设浮桥。可是面对每秒2米左右流速的波涛，大家犯愁了，用什么来架桥呢？在红军到达乌江南岸之前，侯之担的“双枪兵”就把南岸的所有船只全部拖到了北岸，沉入了江底。这两三百米宽的江面如何渡过去呢？

大家讨论得非常激烈，工兵连和干部连的同志们因为担负着架桥重任，都十分着急，工兵连的王耀南连长和指导员严雄向工兵教员何迪宇请教，何教员指着一大堆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我查阅了日本，英国的架桥资料，资料上都说明，在流速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何况乌江的流速有时超过每秒2米呢！”说完双手一摊，显得无可奈何。耿飚团长针对何迪宇的观点，鼓励同志们说：“会昌、罗坊、兴周、瑞金、于都等地的桥，不是都在困难条件下架的吗？难道乌江这个特殊条件下就不能想出个架桥的法子?”

刘伯承带着张云逸来到他们中间问：“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拿出办法没有?”

王耀南说：“我们连根大绳索也没有，看来难度较大。”

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材料确实是个问题，假如发动群众办法还是会有的。”

深夜里，寒风呼啸，江水哗哗声和岸边竹叶摇动的声音是那样响亮，就是这竹叶声告诉了红军渡江的办法。战士杨玉宝当过篾匠，他生在江边，放过木排，常用竹子编成篾绳绑扎木排，竹篾在水里浸泡时间越长越扎实，他出去方便，看到了江边那绿菌成片的大竹林，眼睛一亮，一阵暗喜，回到营房里告诉大家：“有了！”

“什么有了？”

“架桥的绳子有了。”

“在哪里？”

“在那里。”他指着外面黑压压的竹林回答。

“哪里有哦？”大家不解地问。

“竹子呗，用竹子撕成竹篾不就以编竹绳了吗，我在家乡放木排时就是用它编绳子的。”

绳子问题解决了，桥用什么材料架呢？一排排长李景富是江西人，生在赣江边上，他说：“有了竹子，就有了架桥的材料。”

“怎么说？”大家着急地问。

“我在赣江边上长大，参军前我常跟父亲站在竹排上，带着鱼鹰在赣江上打鱼，如果我们扎一些像打鱼一样的竹排就可渡江了。”

“可是可以，一个竹排能渡几个人？速度太慢。”有的战士提出疑问。

“多扎一些竹排，大家动手扎它几百个，分批渡河也可以。”

刘伯承总参谋长听了大家的讨论和建议连声说：“好呀，好呀！这个建议挺好，值得研究。”

于是，王耀南立即组织大家试验，先叫几个当过篾匠、放过竹排的战士做示范，然后让工兵连的一分战士去砍竹子，一部分负责扎竹排。又把别的连里会篾匠的战士往工兵连送。全面开展扎竹排的战斗始了，大家把五根竹子并排在一起，每根竹子的两头和中间都用凿子打一个眼，然后用小竹子穿在每根竹中间，并用竹绳捆紧，使其连成一个整体。竹排的一头用火烤一下，竹子变软，用力弯成一个锐角，出现一个翘翅，活像一艘艘小船，这就是敌人称的“红军水马”。

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发明创造的“红军水马”放进江里，由于水太急，“红军水马”浮在水面，水浸过竹排表面，人上去向江对岸横划十分困难，湍急的流水很快将“红军水马”冲到下游去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又开动了脑筋。有的战士说：“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何不给竹排吊上铁锚呢？”有的战士说：“如果没有铁，老办法，还是从竹子上打主意，用竹篾编成筐，筐里放石头，再往筐里的石头缝里插竹叉，石筐沉底后，竹叉插在河底的石缝里，“红军水马＇就不动了。”有的战士说：“竹篾一层太轻，阻力小，水又会漫过来，何不在单层的基础上再加一层，水就不会漫过第二层了。”战士们的办法一一得到了肯定和采纳。

上百个“红军水马”扎好了。1935年1月2日9点，红军组织强渡乌江，让战士们将缆绳泅水拉过北岸。大部队拉着缆绳乘“红军水马”过江。结果目标大，江水急，速度慢，敌人火力又猛，缆绳被敌人炮火炸断，渡江失败。

不架浮桥要在几天内将红军主力渡过江北是不行的，于是1月2日夜晚，前卫团派出3只“红军水马”从老虎洞脚下悄悄地渡江，毛正华的“红军水马”载着五名战士过去了，其他两只被敌人发现打退回南岸，第二天，红军又组织强渡。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在已渡江的毛正华连长等人的火力支援下，有17人过江，夺取了敌排哨阵地。

接着2连组织了几个会游泳的同志，由张才生班长带队泅渡过江，把事先准备好的竹绳、标辑、江业，在北岸上打好木桩，推好几条的，们把先好的“红军水马”往缆绳上拴，每个“红军水马”都改进成双层的，在每艘“红军水马”上吊一两个竹石筐作锚，“红军水马”与“红军水马”之间架上三四根横木加固，再在横木上面铺木板，并用绳索加以固定，一座300来米长、5米宽的浮桥便架了起来。

红军凭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在乌江的百里战场上通过“红军水马”架起的浮桥，抢渡乌江，甩掉了围追的敌人，顺利进驻黔北。

来源：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贵州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编写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