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山环抱、松柏苍翠的遵义市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内，坐落着一冢“红军坟”，来这里缅怀先烈的人们，总要久久肃立在墓碑前，燃点香火，祈求身体健康，并表达对红军烈士的深切怀念。1990年，坟的左侧塑造了一尊女卫生员给一个骨瘦如柴的病童喂药的铜像，于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种新的习俗，来这里凭吊先烈的人们，都会去摸一摸铜像的脚，意为这能为他们带来健康平安。20多年过去，铜像的脚竟然被摸得铮铮发亮。这座铜像的原型，就是长眠于“红军坟”中的烈士——被尊称为红军“菩萨”的卫生员龙思泉，而和“红军坟”一起长存的，还有那段感人的故事。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北（遵义市），红三军团一部根据指示在遵义城南一线布防，龙思泉所在的13团2营因此也进驻遵义。

自幼受父亲的影响，龙思泉懂得一些医术。参军后不久，即在连队担任卫生员一职。年仅20来岁的龙思泉，不仅能勇敢地承担起作为一名红军的责任，更能无私地兑现作为一名医者应该遵循的救死扶伤的誓言。

到达遵义后，他不仅整天忙碌着为全营进行防病治病工作，还积极为当地仍在贫困和疾病中挣扎的苦难群众看病治病，并且分文不取。于是，红军战士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还积极帮助当地群众看病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

一天，一位中年农民来到2营卫生所，哭着乞求龙思泉随他回家为身患重病的父亲看病。龙思泉经请示领导同意后，立即背上药箱，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蒙蒙的细雨，随这名求医农民前往。走了20里山路后来到农民家中，经仔细检查后，他将农民父亲身患的重病诊断为伤寒。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伤寒传染性极强极快，救治不及时足以要人性命。但龙思泉对这种传染性疾病没有丝毫畏惧，怀揣一颗仁慈之心的他耐心地给病人打了针、服了药。由于病人病情较重，高烧久久不退，于是他只好一直留在农民家中，直到病人病情稳定。

天亮时，见病人高烧渐退，龙思泉准备返回营地。但当他推开房门，却看见不大的晒谷场上挤满了前来找他看病的人群。原来，红军医生免费来治病的消息，一个晚上就传遍了全村和附近的村寨，大家都说红军医生是神医，不论多么重的病，只要他的药一下肚，立即见效，百病皆除。

于是，准备离开的龙思泉为了百姓的健康，又在这个村庄停留了下来。他一边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政策主张、纪律宗旨，一边给来求医的群众诊治。由于求医的群众太多，处理完所有病患后，已经是第三天清晨。疲惫不堪的龙思泉没有多做逗留，为病人们留下药后，便离开了这个村寨，迅速返回营地。

然而就在龙思泉离开村寨的头天夜里，他所在的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在黎明前出发。由于龙思泉没有回去，2营首长只好留下一张字条，告诉他部队出发的方向，请借宿的房东转交。

龙思泉赶回部队原驻扎地后，得知部队已经出发的消息，便与乡亲们告别，背起红十字包，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奋力追赶。抵达桑木娅时，不料孤身一人的他遭遇了国民党地方武装，被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枪杀。

附近群众听到枪声后纷纷赶来，见到还背着红十字包的卫生员倒在血泊里，悲痛不已。在悲痛中当地群众互相奔走相告，不一会儿，坡上坡下都挤满了人群。看着被杀害的卫生员，许多群众都留下了眼泪。当地群众拥护红军，更感激这位红军“菩萨”，为使卫生员的遗骸不再遭受反动势力的践踏，便选择了向日干燥处，将龙思泉的遗骸埋在路旁的松树林中。随后又在坟前立了一块石碑，由于当时没有人知道龙思泉的姓名，当地群众便在立的石碑上刻下了“红军坟”三个大字。

“红军坟”石碑立起以后，附近的人民群众非常尊敬并思念这位卫生员，经常拿着香和纸在坟前焚烧，以表示对烈士的敬意和哀思。一些生病的群众到这里祭拜回家后感到病情好转，就说这是红军卫生员“显灵”，于是越来越多祈求健康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这件事渐渐传到遵义国民党官府那里，他们责令当地武装力量要把“红军坟”挖掉。但是他们一挖平坟头，乡亲们又很快垒起一座新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民群众根本不理国民党那一套，照样到“红军坟”那里烧香求医和还愿。“红军坟头挖不掉，头天挖了第二天又长起来”的传说传遍四面八方，吓坏了反动派。久而久之，既畏惧又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就不再敢搭理“红军坟”的存在。

解放后，遵义市人民政府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将红军卫生员龙思泉的遗骸，由桑木娅迁葬于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源于对红军卫生员基本是女性的惯性认识，铜像塑造了一位女卫生员给骨瘦如柴的病童喂药的光辉形象。后经多方考证，才证实了龙思泉烈士实为一名男性。但作为红军“菩萨”的化身，他的性别在老百姓的心里，似乎显得也不那么重要了，而他的光辉事迹和为国为民勇敢献身的无畏精神，却将永远温暖和伴随当地群众追求幸福梦想的风雨路程。

来源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播撒梦想的火种》，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编写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