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我们平越县（今福泉市）来了一个讨饭的，他身上套着一件补丁压补丁的衣服，头戴一顶麻布帽，肩膀两边挂着两节尺把长的竹筒，挨家挨户乞讨，每到一家，他双腿跪下不看人，两手用劲地敲着两节竹筒，“答答”地响个不停，嘴里叽里呱啦直叫，直到主人家将一点残汤剩饭或几个小钱放入他竹筒里他才走开。日子一长，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哑巴个个叫他“哑巴”。哑巴的事被城里人刘大老爷知道后，看他腰圆膀宽有劳动力，于是就把哑巴喊到他家去帮工。那时我在张胡远家当帮工，我和哑巴经常相约一起到洒金桥坡上去砍柴，后来哑巴不堪忍受刘家欺凌，又来帮张家，此后，我们就一齐下田，一齐下碾坊，同吃同睡。

平越县（今福泉市）

哑巴忠厚老实，伙计时常欺负他，哑巴受了委屈却若无其事地笑笑，我实在看不过去就把欺负他的人吼一顿，为哑巴打抱不平。哑巴听了干笑一声，眼里含着感激的泪花。就这样，辗转一年过去了。

1935年腊月廿七，我和哑巴上山砍柴，伙计们又拿他开玩笑，敲他的光头。由于敲得太猛，哑巴突然大叫一声：“哎呀痛死我了！”他这一叫，震惊了我们所有的人，半天说不出话来。半晌，我们七嘴八舌地问他。他说他姓王，在家中排行老大，之后我们就叫他王老大。回到家后，几个年轻后生就和主人家打赌如果今天我把哑巴逗说话了，您就请大家抽烟。主人同意后，我就叫：“哑巴，把柴放下。”王老大配合地说：“放下就放下。”就这样，我们几个伙计就得了几包烟抽。

腊月三十，听说红军已攻占了瓮安城，马上要来攻平越府。正月初二晚上，王老大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问他想些什么，他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伙计，明天我要走了哩，不知以后我们能不能见面，不然我们俩一起走好不好？”我问他去哪儿，去干什么，他说要走很远很远，干什么明天才告诉我。我因为家有老小，没有答应与他同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老大就起来穿好了衣服。我问他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他说他听到枪声响，可能是红军来了，要我起来同他到街上去看。他和我刚跑到大十字，这时天已大亮，一部分红军从西门已冲进城来了。我拉着王老大说快找个地方躲一躲，他说：“不要怕，红军不打老百姓的。”说着就朝红军跑去，他跟两个红军耳语了一阵，又拿了一件什么东西给他们看，于是红军顺手递了一支枪给他。他转身对我说：“你回家去吧。”另外一个红军指着王老大说：“这是我们红军的人，还当过连长呢！”我这才恍然大悟，一转眼王老大已带着红军冲向了专员公署。

红军攻占平越县后，镇压了一部分旧官吏及土豪。红军开仓分粮救济穷人，对贫苦农民的东西分毫不沾。红军对县城每家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后来人们发现，在地主恶霸家的门上都画有一个个圆圈，有很多人都说是王老大之前偷偷画的。王老大走时，匆匆来和我见了一面，感谢我以往对他的多方关照。

与王老大那次分别后，我就与他失去了联系。转眼4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仍是遗憾得很——那天分手时太仓促，连叫他给我写信的话都没来得及讲，也不知他走出雪山草地没有，或是在战斗中为国为民捐躯了？每逢正月初三，我就不由地想起王老大——我的“哑巴”伙计。

来源：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红色故事》，贵州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编写组整理。